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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值班的是一位副校长

更新时间:2019-08-07 14:53点击:

  也有两个淑女打架的,指甲挠扯头发扇耳光都用上不说,她们还分别叫来了相熟的男同事。那一仗之惨烈,对我讲的人真是绘声绘色,虽然那已是我报到之前三年的事了。

  还有一次,隔壁小林带了个女生回来。第二天上班,我就听见看门的张姨问小林:什么时候结婚呀?你们年轻人真开放……

  从那以后,我就一直在有意避让强加给我的集体生活。我上研究生时不住宿舍,宁愿在外面被北京房东欺负,每学期搬一次家。

  而我们宿舍,因为我们班主任是东北人,不知道饶平也属于潮州地区,于是宿舍里破例有了三个讲潮州话的“GA GI LANG”(自己人)。

  那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,但我清楚地记得,一筹莫展之际,副校长突然问起了同舍诸人的籍贯。

  ]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段时日,宿舍里的空气紧张到让人有窒息感,一分钟都不愿多呆。于是我和其他两位同舍去了新教学楼。那里每星期二、四晚上,会有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。

  “你好象很喜欢组织和参与集体活动,可是在集体活动中,你又好象并不高兴,有些郁闷……”大学时代,一位女同学如是说。

  现在,我每周只去一次单位。一周下来,总有不少的事要处理。要去图书馆、科研处、人事处、办公室……势必要多次进入并穿越研究室外那条长长的幽深的走廊。

  我也有过合居的经验,大学毕业,分配到报社,报社再把我分配到一幢宿舍楼里。一套一套的房子,大房间住夫妻,小房间住单身。于是我就与一对夫妻,外加一位电脑技术人员合住在一套三居室里。

  那天值班的是一位副校长。他听了我们的陈述,先是循例劝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未来,同学之间要互相忍让,后来他看出我们并不好糊弄,而且也再没有别的人来咨询他,于是就放下架子,仔细帮我们找原因。

  我们房还算好,顶多冷战。三楼有一家,两个男的是报社的,女的在外企。说起来也人模人样,可是女的跟不是她老公的那个男的干了一仗,把该男的打哭了。

  他一付恍然大悟的样子。他说,这样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很多,自从学校采取措施之后,大为减少了。

  自然,夫妻的东西占据了所有的公共空间,从客厅到卫生间。日复一日地穿行于别人的家具电器之间,在别人的毛巾浴帽和瓶瓶罐罐中冲凉,至于厨房,我从不踏进去一步,因为里面大抵堆满夫妻俩两三日未洗的碗筷。我呆在我自己六平方米的小屋里,煮饭、读书、写字、看电视、睡觉,憋屈得像一只茧里的蚕。

  确切地说,我喜欢我自己选择的集体生活,我年轻时就梦想能过着“座上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”的剥削阶级生活。我喜欢,不,我简直是在有意识地追寻集体生活,一次放肆的聚饮,一届世界杯的狂欢,一段相濡以沫的浪游,内心隐隐企盼这些记忆会成为老去时必要的温暖。

  集体生活对我们内心的影响之巨大,很多人认识不足。尤其在兵营和学校,一群内心敏感而热情的年轻人,会因为这几年的共处而摇身一变为何物,真是一个复杂而残酷的过程。莫里亚克说:“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。”想象一下,一个接一个化冻的沼泽,连绵不断地流淌、挤拥在狭小的宿舍空间之内,等待着彼此的穿越和沦陷。

  一般来说,女生靠直觉对我的评价,不是差之毫厘,就是谬以千里。但我得承认,这次她的炮弹命中了右舷。集体生活于我而言,确乎充满诱惑,也布满陷阱。

  这件事会到此为止?你忘了这是单位宿舍。足足一年,我在报社大楼里听各色人等嚼着哭泣男的故事,同情兼鄙视的眼光像柏油一样涂满他的轮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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